我們還能怎麼辦？ 【聯合報／楊照】

我們還能怎麼辦？
【聯合報／楊照】

2006.11.30 08:28 am

對思想家角色的
認真在意，是我們這一代
愛讀書的人共有過的症狀

那是在桃園龍潭，老友張大春的舊家，閒談中，大春突發感慨：「唉！看來是沒有機會作思想家了。」

我從來沒想到會自大春口中聽見這樣的話，因為認識這麼多年，我從來不曉得，從來不曾感受到，他原來立過志願要作個思想家。不同的人，對他有不同的印象、不同的描述，不過我想大概也沒幾個人會自然地用「思想家」的角色、身分來聯想大春啊！

他那句話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一個理由：年少時，我也曾暗暗嚮往作個思想家，年歲漸長，也曾暗暗對於生命意趣與思想家越離越遠，而無奈感慨。

年少時，「思想家」是遙遠而崇高的夢想。喜愛文學，我可以立刻下筆寫文學作品。受歷史與史學吸引，我可以馬上著手自己的歷史題目研究。思想、思想家卻不然。不只需要長期的準備，而且還要找到迂迴的實踐道路，思想必須透過某種媒介來演繹來表達，你不能就是「作思想」或「寫思想」。於是不管寫的是小說或哲學或思想史研究，終究指向建立一套思想，指向成就一個思想家。

原本老友在這點心情上，和我類近。再進一步觀察，我發現，對思想、思想家角色的認真在意，似乎是我們這一代愛讀書的人，共同有過的症狀。思考、思想，認真看待，用力思考來完成某種人類貢獻，似乎是我們一代人的人文讀書身分證明。

這個社會對如何看到、
感受到更豐富的世界，
失去了興趣

然而「思想」、「思想家」到底是什麼？我的理解是：創造、發明一些理解、描述世界的語言和概念，讓人家能夠從世界現象裡，看到、感受到原本看不到、感受不到，甚至是原本不存在的東西。這是思想家的工作。

思想家並沒有真正給這個世界增添什麼。這是他和藝術家不同的地方。他真正的目的，是創造新的看事情、解釋事情的方式，透過他創造發明的思想，於是別人看到、感受到的世界，變得異常豐富。

少年時代，我們都對神奇的「思想可能性」充滿好奇、躍躍欲試。然而為什麼一、二十年過去，周遭這麼多曾經抱持同樣熱情、同樣理想的朋友，卻從「思想」的領域中、「思想家候選人」的陣線上，一一退卻？

最重要的理由，應該在：這個社會對如何看到、感受到更豐富的世界，失去了興趣。在封閉、貧乏的年代，沒那麼多五光十色的現象，所以必須去探索有限現象背後更多的意義靈光；然而今天卻是：過多過飽足的現象，讓人沒有餘裕、更沒有胃口去深究現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現象背後的意義。

現象以其快速炫目的變化，壓在空洞的意義上，進而讓人忘卻了意義層次的存在，以為現象，現象所占據的時空，就是一切。現象的浮動變化，製造了一種迫切感的假想：啊，那麼多那麼亂的變化不時發生，接收捕捉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想別的？

虛假的迫切感，循環地搞出了更多五花八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變化，現象與變化占據了我們所有感官，於是一項事實就在我們眼前消逝了──那就是這些現象其實一直在重複反覆出現，了無新意，更沒有真正替這個世界增加什麼新的經驗。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
「迫切的思想」

越是投身在如此現象變化追逐中，我們的經驗能力越薄弱、越匱乏。真正的困頓、疲乏，其實是「無聊」所造成的。被太多太多老是同樣的東西搞得無聊不堪，再也燃不起熱情活力來，當然覺得疲憊不堪。

然而，面對這些「無聊」而來的疲憊，流行的藥方竟然是「放空」、「慢活」。我們已經太無聊了，卻還要我們乾脆去發呆，這算哪門子答案？

無聊，只能用豐富來對話。豐富，就只能從找到不同的、新鮮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去培養。迫切的時代裡，反而正是被視為沒有迫切需求的「思想」，找出世界新關聯新意義的工作，才能將人自無聊憊懶中拉拔出來。

錯亂錯置的迫切感。最迫切需要思想的無聊深淵中，人們卻主張生活太迫切了，所以沒辦法等待思想。越沒有思想，當然就越找不出自無聊深淵中爬出的途徑了。

我們迫切需要思想，而且需要一種「迫切的思想」。可以說服陷在錯置錯亂狀況下的人，讓他們知道：思想並不緩慢、思想並不迂遠，那樣的思想。

革命行動之前，幾乎都先有一段「小冊子」瘋狂活躍的時期

法國大革命以降，社會劇烈翻掀的革命情境，向來都是孕育、傳播「迫切思想」的大好環境。法國革命、中國革命、俄國共產革命，在行動登場之前，幾乎都先有一段「小冊子」瘋狂活躍的時期。

「小冊子」不是由書冊大小厚薄決定的，「小冊子」是一種思想文類的名稱。在激動的困境條件下，人們迫切需要思想來解釋存在上的戲劇性變化，其思想要求，超過報紙雜誌所能提供，然而其迫切感又和書籍的穩定沉著格格不入，於是有了「小冊子」。

「小冊子」提供困境徬徨中的人們，迫切的思想。「小冊子」給的不是答案，而是提示。「小冊子」講究的，不是完善邏輯不是美麗辭藻，而是精彩突出的思想煽動。引誘煽動人家用全新不同的眼光看待周遭正在發生、進行中的存在搖晃。

陳傳興用「小冊子」的精神與筆法，
寫出《道德不能罷免》

最需要「迫切思想」的台灣，存在意義劇烈搖晃的2006年，我們卻看不到類似「小冊子」的論述風潮。這毋寧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幾個月前，另一位老友，也對思想抱持高度認真執著態度的陳傳興，用「小冊子」的精神與筆法，違背自己慣常的寫作步調，花十天工夫趕寫出《道德不能罷免》，難得提供了政治貪腐亂流中，一份「迫切的思想」。

閱讀陳傳興的書，強烈激發了我自己的「思想衝動」。一邊反芻處理日復一日湧現的新聞話題，一邊沉澱思索《道德不能罷免》書中試圖要尋找的「徹底性」（radicality），我寫下了一連串的問答紀錄。既是自問自答，也是我向台灣社會叩問，當然更有面對不容逃避的社會提問，我莽撞的回答。

最根本的問題源自：一個追求民主、致力建構民主的政黨，為何、如何朝威權化、自我中心化墮落？墮落的拉力，那誘惑是什麼？墮落的推力，那對民主的輕蔑不屑，又是哪裡來的呢？

我不想，也不能簡單地從政黨對抗、角力，勝負輸贏的角度，理解台灣政治。我不想、也不能從金錢權力陰謀共犯的假設，掌握那麼龐大的貪腐與反貪腐價值拉鋸。我不想、也不能從好人壞人的舞台判斷，處理這錯綜複雜力量對峙而成的僵局。

必須另尋理路。僵局是現實，但我們要有能力克服困難，找到新語言新概念來描述僵局，這樣我們的語言、概念才不至於被感染、硬化成為僵局的一部分。而且換了不同描述，我們才來到離開僵局的起點，能夠問：「情況已經如此，我們還能怎麼辦？」

我在三個方向，看到了黑洞、絞扭時空裡的一點光線

在《困境台灣》中，我先試圖用「主體性陷阱」來溯源形容台灣政治現實的窘困；接著我必須理解民進黨，一個二十歲的政黨，如何在歷史條件捉弄下，跳過了青少年期，直接從童年進入成年期，使得藏在岸然的權力面貌後頭，那精神性的「惡童」行徑，無從安排。

接著，我從「虛無主義」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進一步檢視困境中的總統。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原則的人，如何一步步將自己逼進出不來的角落裡，並激怒了大部分的人，而在無從辯護自己行為時，轉而以到處指責別人，作為自我防衛機制。

總統與民進黨在困境中，國民黨也沒好到哪裡。民進黨的墮落，非但沒有製造國民黨提升的機會，反而像琥珀般將國民黨一併凝結進化石裡。國民黨盲目相信自己可以讓時鐘撥回2000年之前，因而落進了一種奇特恍惚的反歷史蟲洞空間裡。

那我們還能怎麼辦？我在三個方向，看到了黑洞、絞扭時空裡的一點光線。一是「七一五」行動，那群被嘲譏為沒有行動力的「綠色學者」，其實他們代表了台灣曾有過「努力思考」（think hard）一代的結晶，不該被如此輕蔑帶過。還有「倒扁紅潮」中，浮現上來的女性參與，象徵一個完全不同於民進黨熟悉操弄的政治之外，權力意識的場域。這個場域的力量，正準備以其改造台灣其他空間──商場、餐廳、辦公室……──的模式，衝動台灣政治。

當然，最值得期待的，畢竟是徹底回到原點，由民主起點上進行「基進思考」（radical thinking）的「人民主權」路線。這是一條最迫切卻又同時最迂遠、弔詭的「台灣之路」。這也是一條最普遍又最特殊、弔詭的「民主之路」。這還是一條既歷史又未來，弔詭的「命運之路」。

思索我們還能怎麼辦，就是思索藏在諸多矛盾中，似非而是的命運可能性。

【2006/11/30 聯合報】

這是庸俗化的時代！

這是庸俗化的時代，

相對主義至上，

不再相信普遍真理，

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徹底貶值。

作者問「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用他對此危機的迫切焦慮，

闡述了知識分子該扮演的角色。

工具主義折損知識思考 社會改造與市場經濟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書摘

消費主義潮流與包容工程的結合，助長了一股持續影響文化和教育機構的強大力量。消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使社會改造工程獲得了合法性。消費者的選擇和個人參與，融入到民粹主義風氣中，並把文化和教育分解成簡易點心般的營養消費品，才得以一勺一勺地餵食給老百姓。

雖然文化市場化的宣導者對由政府領導的社會改造政策感到質疑，但是他們也把文化和學術自由的削弱，視為一種積極的進步。從他們的立場來看，文化機構被市場同化，帶來了文藝和學術的復興。像包容工程的提議者一樣，文化市場化的宣導者拒絕認為我們正經歷庸人主義的時代。他們聲稱社會不是變得弱智，而是變得聰明。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他的《商業文化贊》（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一書中有力地辯論，聲稱自由市場機制在提高文化成就方面成效卓越。他提出，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美國正經歷著文化復興，能提供一次「成功和紛繁多樣的文化產品的大檢閱。」

像柯文這樣的市場提倡者，指出美國文化生活在數量上的增加來支持其論點的。他的一個支持者提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歷了可以被恰當地稱為『文化繁榮』的景況：藝術、音樂、文學、影像和其他形式的創造性表達大量增加。」文化商品消費的增加與蒸蒸日上的繁榮相關，這也被視為當代文化興盛的證明。無疑的，文化消費已成為當代社會中充滿活力的特色——然而，有關文化消費日益增加的證據，卻無法告訴我們消費的東西品質如何。這種聚焦於消費的做法，把大眾對娛樂消遣的渴望與思想和藝術的發展混淆。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所說的，在1960年代，我們擁有的不是大眾文化，「而是從這個世界的文化產品中得到滋養的大眾娛樂。」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知識分子 維基百科 定義 你同意嗎？

轉載自 維基百科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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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是指運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測、質疑以及回答有關各種不同思想問題的人士。

一般說來，現代關於知識分子有三種定義。第一種定義是指以從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職業為主的人士；第二種定義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是指從事教學、律師、新聞等職業的人員，這種定義在中國大陸比較流行；第三種定義指文化知識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藝術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獲得某種話語權，從而能夠以這種話語權影響公眾和其它事物的人士。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年在中國大陸推出的一個概念，其標準為：

* 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 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iterati" redirects here. For the Yahoo! game, see Literati (game).

An intellectual is a person who uses his or her intellect to work, study, reflect, speculate on, or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deas.

There are, broadly, three modern definitions at work in discussions about intellectuals. Firstly, 'intellectuals' as those deeply involved in ideas, books, the life of the mind. Secondly, and here largely arising from Marxism, 'intellectuals' as that recognizable occupational class consisting of lecturers, teacher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suchlike. Thirdly, cultural "intellectuals" are those of notable expertise in culture and the arts, expertise which allows them some cultural authority, and who then use that authority to speak in public on other matters.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作者：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書摘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書摘
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身為知識分子意味著某種社會參與。人很難既為思想而活，又不試圖去影響社會。這意味著不僅參與創造性的思想活動，也擔負起社會責任，選擇政治的立場。但不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有參與社會的意志，但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社群總被政治所吸引。雷吉斯．德佈雷（Regis Debray）在對法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中稱，知識分子不是根據其教育程度來定義的，而是根據其「對民眾的影響。」德佈雷把這一取向形容為多少具政治意涵的為道德作為，卻不必然是政黨政治，而準備為公眾的心靈和思想而戰。

知識分子一詞的定義不勝枚舉。他們有時被描繪為文化標準的守衛、永遠的批評者、異議者和社會的良心。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不滿意現狀的人。」但他也明白，理解知識分子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其放到思想領域中理解。許多觀察家相信，知識分子最顯著的特徵，是他們處理當今更遠大問題的能力。鮑曼提出，「『成為知識分子』的主要意義，是超越對其職業或藝術流派的偏愛，關注全球性的真理、判斷和時代性的議題。」在薩伊德看來，知識分子通過代表支持者或更廣泛民眾的立場，來扮演他們的角色。「我的觀點是，知識分子具表現的能力，不論是演說、寫作、教育，還是在電視上露面。」 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提供一個簡單有用的知識分子的定義。他說知識分子是「那些創造、傳播和運用『文化』的人，而文化正是人類象徵性的法則，包括藝術、科學和宗教。」不管我們喜歡何種定義，知識分子與追尋思想和真理關係密切。

當然，知識分子並不擁有相同的哲學和政治觀點。他們為不同的觀點而活，但是儘管存在著差異，而這些差異有時又尖酸而不切實際，但知識分子在影響世界這點有志一同，特別是他們都希望成為他們所認為真理的批判性聲音。美國權威社會評論家懷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說「首先，知識分子的政治是『真理的政治。』他認為通過追求真理，知識分子會使當權者承擔起責任。「無論知識分子成為什麼，他無疑屬於那些會提出嚴肅問題的團體，如果他是個政治知識分子，他會對那些掌權者提出質疑。」

上述對知識分子的描述，無疑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理想化。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多數知識分子並不是專職的真理鬥士。像其他任何人一樣，知識分子常在壓力下妥協退縮，並順從當時盛行的文化風氣。有時，他們會出賣自己的意志自由，以換取舒適的生活，有時，他們的理想主義僅是對個人利益追求的掩護。但是，無論知識分子個體發展的軌跡和特性如何，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在質疑傳統、促使社會在有助人類進步的理想和價值更加敏銳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今天，這個批判性地對待思想的職責，常與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相連。把「傳統」用做限定詞的事實，表明了這種人的存在已受到懷疑。正如「真理」常意味著缺乏權威一般，那些聲稱追求真理的人也被貶斥為過時脫節的人。這也解釋了「傳統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角色與當今時代間的關係不斷遭質疑的原因。甚至連支持知識分子行使權威的評論者，也相信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已逐漸削弱。」這個問題的敏銳評論者卡瑟琳．弗瑞德忠斯多迪（Katrin Fridjonsdottir）說：「也許我們需重估傳統知識分子類型的含義和重要性，以及分析其持續改變環境。」那麼，到底是什麼使當代社會對所謂傳統知識分子的承續如此不友善呢？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轉載) 說實話美德的衰落 【聯合報／張作錦】

陳水扁、行政部門和民進黨所說的謊話，除了沒有把台灣帶進立即的戰爭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布希政府嚴重得多，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受到粉飾與寬縱，其中又以知識分子為甚。

說實話美德的衰落
‧張作錦 2006/11/16
李遠哲這些人遲來的「實話」，代價是國家的損害和人民的痛苦。
【聯合報／張作錦】

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州長席次也有增加。大家都說這是選民對共和黨布希政府的懲罰──懲罰它在伊拉克戰爭上對人民說謊。

指控布希政府欺瞞的書已出了不少，其中一本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蘭克‧瑞奇（Frank Rich）寫的《最大的謊言》（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副題有「說實話美德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這樣的字眼。

對照著看台灣，陳水扁、行政部門和民進黨所說的謊話，除了沒有把台灣帶進立即的戰爭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布希政府嚴重得多，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受到粉飾與寬縱，其中又以知識分子為甚。

近代討論知識分子的書，以不久前去世之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最受人注意。他在書中強調知識分子的本質應是一種反對的精神；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向權威發言，為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而奮鬥。

台灣在貪腐嚴重、政局騷亂、民生困苦的困境中掙扎，知識分子或默爾而息，或王顧左右，或言不由衷，連李遠哲這樣把陳水扁抬上總統寶座的學界領袖，不久前在立法院被問到他的觀感時，僅輕描淡寫的說「大家都應檢討」。不知受害的百姓有什麼責任要和「國師」李先生一起檢討？

2000年舉薦陳水扁，我們或可說李遠哲識人不明，但是當陳水扁主政四年，使台灣不斷「向下沉淪」時，李先生還稱頌、支持陳水扁，就令人不能理解。

2004年5月13日，李遠哲到馬來西亞演講，中央社自吉隆坡報導他評論國內政局，有兩項重點：一、台灣的亂象，是媒體「炒作出來的」，媒體「為譁眾取寵而渲染事實，結果真相反而受隱蔽不為人所知」。二、「政治革新，必須要由更大魄力與特出性格的政治人物來擔當」，他認為「陳水扁的耿直態度與敢拚及硬拚的精神，更是必備的特質」。

陳水扁不僅沒有「政治革新」，反因家族與近臣涉嫌貪污被檢察官起訴，社會多認阿扁已不能繼續領導國家，應主動辭職，但陳水扁正展現他「敢拚與硬拚的精神」，與法理和民意對抗。這種情況，已有學者零星發言，有民進黨立委聲言失望而辭職，李遠哲終於在日前發表公開信，呼籲陳水扁「慎重考慮去留的問題」。李先生信中兩度使用「我摯愛的台灣」，情辭懇切，讀來教人動容。

對李先生的信，雖然有人說他旨在最後時刻挽回個人的道德形象，但社會還是給予正面評價，只是覺得說得太晚了。這些話如果六年中隨時「提醒」陳水扁總統，黨籍立委也能「犯顏直諫」，使陳總統不致走得這麼偏，這麼遠，台灣怎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所以李遠哲先生這些人此刻的「實話」，是以六年來國家的損害和百姓的痛苦為代價的。

媒體的表現容有不足之處，也應察納雅言，自我策勉，但他們絕非手握國家機器的政客，如何僅憑「炒作」就能弄出「台灣的亂象」來？事實上，這些貪腐弊案，如果不是媒體鍥而不捨的揭露，真相必然繼續「受隱蔽不為人所知」。新聞界用行動對「我摯愛的台灣」表達了他們的真情；作為廣義的知識分子，他們也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這篇小文寫到此處，忽聞台北市長馬英九報銷特支費也有「行政瑕疵」。馬英九為政向以清廉嚴謹著稱，足見維持任何一項美德均非易事。說實話的美德亟待救亡圖存。

【2006/11/16 聯合報】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轉載) 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 -- 許寶強

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 -- 許寶強


香港明報 許寶強　2006-01-16



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 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 (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香港明報 許寶強
2006-01-16

(轉載) 譫 【民生報／張大春】

近些年台灣進入一個集體弱智時代，家家戶戶在電視機名嘴炒作政治議題的誘導之下，不但付出了時間、還賠上了情緒，所以「多言以及胡言亂語」成了極其普遍的傳染病。

譫
張大春 2006/11/14
【民生報／張大春】

譫，今音讀「瞻」，多言以及胡言亂語的意思。

這是一個後起的字，用簡單的文字學原理推測：這個字原本應該就寫作「詹」，「詹」字的意思很多，本來就有「多言」之義，還有「到達」、「供給」、「仰望」以及──在十分偶爾的情況下──更可以當蟾蜍的「蟾」字來用。〈古詩十九首〉裡的〈孟冬寒氣至〉一首就有「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的句子。此外，最常見的用法當然還是姓氏，姓詹的也許不在意自己為人所仰望，但是一定不願意老惹人發現自己話多，這個多言的「詹」便加上一個言字偏旁，仰望之「詹」便加上一個目字偏旁，各以明其本義，原先的詹字就此讓姓詹的專有了。

既然語言是溝通的工具，達意不亦足矣？為什麼要多言、甚至胡言亂語呢？我是從電視論證節目上想到這個問題的。

近些年台灣進入一個集體弱智時代，家家戶戶在電視機名嘴炒作政治議題的誘導之下，不但付出了時間、還賠上了情緒，所以「多言以及胡言亂語」成了極其普遍的傳染病。我的看法很簡單，越是不能、以及不習於聆聽的人，越是感覺自己不被聆聽而不得不以鉤連席捲為能事、以牽絲攀藤為手段，將對話者原本已經明確表述的意思奪胎換骨，移花接木，使之如解瓦爛魚；再將自己原本應該清晰傳達的意思加油添醋，施脂傅粉，使之如霧沼雲山。所有的對話都在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磨之下成為「自我的反表述」──我沒聽到對手說甚麼，也不相信對手可能聽到我說甚麼；相信我說甚麼的不管聽到甚麼都會相信我，不相信我說甚麼的反正都得聽我說。

越到晚近，我越發察覺一個核心的態度：人們不再去觀賞自己理想或信仰所繫的一方之論，而偏喜觀賞自己已經厭惡而嗤鄙的敵營之論。因為信仰已經確立，立場不會更改，按開電視機要找的不過是可供訕笑的樂子，如此而已。於是而可以算計出一個極其荒謬的結論，那就是每一個立場鮮明的電視頻道之收視率（及其廣告獲利），都是由恨之入骨的對手觀眾所打造出來的。從媒體和名嘴的立場看：我越是走偏鋒、持險論，就越是能讓那些明知我多言以及胡言亂語的觀眾益發看我不起；從受眾的心態看：我越是能夠且想要從敵對陣營荒腔走板的言論之中得到輕鄙之樂，就越是能為該媒體帶來豐富的利潤。

這樣的說不是為了聽；這樣的聽，也無關於理解。

以下是我五歲的女兒跟他七歲的哥哥一起玩耍的時候忽然冒出來的幾句話：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呀，你為甚麼沒有傳達呢？如果沒有傳達，這一切就報銷了呀。我這邊的作業停不下來，你怎麼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呢？」

「今天你的表現很優秀，我很滿意，希望你保持練習，一直到我覺得可以更合於制度一點的時候，那你就通過我這一關的邏輯了。」

「我覺得你可以買一顆Tiffany的鑽石給媽媽，再買一顆給我，這樣的狀況已經很明確了，須要我再強調一次嗎？」

他哥哥一面玩兒自己的樂高，一面連連應聲。我趁妹妹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問他：「你明白她說些甚麼嗎？」

「她在胡說八道。」

「所以你聽得懂？」

哥哥搖了搖頭，也低聲回我一句：「她不是說給我們懂的，好嗎？」

譫，其深奧如此。但是我同時自誓：絕對不能再看電視論政節目，這對孩子的語言影響真是壞得太深遠了。

【2006/11/14 民生報】

有關 知識的真相

在世界掀起嚴重討論的全球話題

你已經處在知識風暴之中，

必須認清無法逃避的真相：

「知識經濟的時代」不等於「知識發展的時代」！

「知識工作從業人」不等於「知識分子」！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為什麼要看《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和學術環境的焦慮，富里迪用它一直以來的繁複思考方式嚴正檢視學術界的種種環節。與社會大眾的重新定位和結合，是富里迪極欲在本書提出 的討論。在許多嚴肅、甚至苛刻的評論中，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可以從本書獲取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個起點。富里迪的寫作方式嚴謹複雜，文筆與一般現在的敘述有 很大的不同。最大特色在於他對問題的直接處理，讓知識菁英和有意探討相關問題的人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基礎。

「知識分子」是絕種還是充斥？

「知識分子」是絕種還是充斥？

一場迅速蔓延的危機感，焦慮的卻也只有那一群對這個詞有反應的特定人種。作者佛蘭克‧富里迪懷疑，如「啟蒙時期」全知的羅素、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那一派博學多聞，對大眾事務關心的知識分子其實已經都是投機取巧者、智庫說客、狡辯家的偽善面具。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們因為某些原因結合 了最廣的教育層次和最低層的文化涵養。富里迪用他對知識界的熱情和對此危機的迫切焦慮，闡述了知識分子如何做出在文化和民主上該扮演的角色，也聲明社會應 該要理出一個知識分子和大眾能一同討論的空間。

一段時間以來，作者深切感受到知識分子的迷失，並為此煩惱不安，這種感覺似乎困擾著我們文化機構、 大學和專科學校中的許多人。公眾有權聽到來自我們文化的高質量的學術討論，而且，最為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他們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本書就是寫給眾多聰穎 的男男女女，他們渴望一種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文化生活。

本書並不是哀悼學術生活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我們並沒有變成白癡。我們有多令人難忘 的藝術作品和科學成果，我們也繼續做出出色的發現。本書旨在對我們當前著書發展思想、教育民眾和塑造新型公眾的方式展開研究，對當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 主根基和保護主義同時提出質疑，即把大眾參與描繪位無法保持優秀標準和諧共存。我認為今天的文化精英們從心底裡接受了這一看法，這導致了對待學術生活的庸 人主義態度和有害的工具主義態度日益興盛。一個文化如果出現冷漠和社會疏離（social disengagement）的文化症狀，可能代表將知識論證等統於乏味專業觀點（technical opinion）的交流。這實在至關重要，一場對抗庸人文化的文化戰爭早就展開了。

「知識經濟」不等於「知識發展」!

知識分子的知識倫理遭到最嚴厲的刺探！

知識分子，你的知識良知已經被本書用最尖銳的問題和道理嚴詞詰問。

本書戳破了「知識經濟」等於「知識發展」的假象。

本書作者富里迪宣告知識分子在公眾眼光中消失殆盡的窘況，因為純粹知識不敵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壓力，真理沒有利潤可言，所以不值得嚮往；矛盾的是，無論是誰都會認為，我們處在一個由發展高等教育所支持的知識經濟時代。真相是，傳統上知識分子的角色已經被大量的所謂專業人士所取代，如說客、政策顧問……等。作者宣稱專業人士不代表有足夠的知識思考能力，僅代表有成見的專業觀點，只會造成公眾思考的匱乏。尋知識之根，教育已經官僚化的學院，將知識的傲慢反轉，進而用所謂的「包容」和「相對觀點」來反制知識和真理的追求。

原中譯者序:知識份子都到哪里去了？ 【戴從容】

如今，真理、知識和道德價值越來越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的，而是代表著持有者的立場；知識份子也自覺地不再充當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體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不分軒輊；博物館和美術館走入社區，展出早已被公眾認可或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圖書館裡增設咖啡廳，努力使自己變成休閒場所。學校越來越追求滿足學生的需要，大學教師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變學生；教師降低姿態，自稱也在學習，同時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勵學生的觀點與努力。不同觀點的討論等同於人身攻擊；學術自由變成了對教學成果的量化審查；生活的經驗被與學習而得的知識等量齊觀。現代大學不是驕傲地遠離商業世界，而是忙著為新發明頒發特許證，或者成為高科技公司的培育搖籃。富里迪（Frank Furedi）在這裡描繪地這些現象，雖然是英美發達國家學術和文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國同樣存在，或者已經露出端倪。

這些都是正常的嗎？還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是大眾化時代的壓力越來越大，還是知識份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場？事實上，在不少官員眼中，這是文化向社會和民眾邁出的積極的一步；在不少知識份子看來，這是學術走下神壇、走出象牙塔的積極舉措。在《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一書中，富里迪系統性地概括了我們時代的這一平民主義的社會改造潮流，將其主要內容概括為「聯繫現實」（relevance）和「向公眾開放」（access），並指出它們深刻地影響和決定著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決定著文化機構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單從字面上看，「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部分，無可挑剔，但是富里迪指出，一旦像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這樣的價值獲得了根本的重要性，也就成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這樣，一個學說、一齣歌劇或者一齣莎士比亞戲劇的價值，都取決於它是否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從這樣的角度來對待文化，有兩個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體操作時，文化精英往往把公眾當作理解力低下、感情脆弱的兒童，為了迎合這樣的公眾，文化精英屈尊俯就地降低難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學術的水準。二是文化和學術變成了實現民主化過程的工具，而工具主義的問題在於，假如我們不能因學術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視它們，衡量的標準就變得可以討價還價了。沒有了內在的標準，也就無法再區分出高下，更無法評判和讚頌優秀者，結果是助長了對真理和知識的相對主義態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樹，實質是水準的不斷下降。

富里迪把這種情形稱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強大的力量推動的，這些力量把知識和文化僅僅當作實現更大、更高目標的手段。在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價地宣導包容政治的公共政策也起了關鍵作用。不過，富里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這個政策的政治家，因為在他看來，從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機構，總會試圖控制和利用文化資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大行其道的，是藝術和教育界從內心接受了媚俗文化。學者和藝術家一反傳統所持批判社會的立場，反而對庸人主義社會改造工程樂觀順從。從這一點說，歸根結底，還是知識份子本身出了問題。

對知識份子喪失精神的呼籲，以及對知識份子職業化和技術化、放棄其社會職能的批判，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但是過去還沒有人如此系統和深刻地將文化精英的潰退與當代學術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聯繫在一起。人們往往傾向於把學術上的失範、當今學術界的不良現象歸咎於對學術工作的量化考核，卻沒有看到正是知識份子自願充當著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話說，「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積極地從內心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過不情願地服從機構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種輕鬆的生活。」

對於今天的青年學者來說，學術上的違規有時不僅是個人自覺的墮落，也不僅是在考核壓力下無奈的取巧，事實上是對學術規範的無知，因為現在越來越沒有人告訴學生，學術規範是什麼。就像富里迪在書中所描述的，以向公眾開放為原則，教育重視的是進入校園的人數，這使得嚴格的規則、教育和訓練被流水線加工式的學分掙取和文憑頒發所取代，最終的受害者，正是作為開放和包容運動對象的學生與大眾。因此難怪富里迪呼籲，現在到了為公眾的心靈和頭腦發動一場思想之戰的時候了。

1948年，弗蘭克•富里迪出生於匈牙利，1956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在70年代後移居英國，是英國肯特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曾用弗蘭克．理查茲這個名字成立了大不列顛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並任該黨主席。該黨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和自由派的反中央集權立場。該黨在80年代出版了報紙《下一步》，90年代又出版了雜誌《活著的馬克思主義》，此外還有網站「棄置新聞網」（spiked online）和「思想學會」（Institute of Ideas）等機構。富里迪至今依然是「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中的領軍人物。

富里迪的學術研究主要是關於帝國主義問題和發展問題，著作有《神秘的過去，難測的未來》（1991）、《帝國主義的新意識形態》（1994）、《殖民戰爭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政治》（1994）、《人口與發展》（1997）、《無聲的戰爭：帝國主義與變化的種族觀》(1998) 。除了學術研究外，富里迪也常被媒體稱為社會問題專家，探討社會如何被危機感所困擾，在這方面他著有《恐懼的文化》（1997）、《疑神疑鬼做家長：為什麼不信專家意見對孩子才最好》（ 2001）和《心理治療文化》（2003）。

知識份子問題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在我的學習生涯中，我的兩位導師——南京大學的楊正潤教授和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都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關注。楊老師翻譯的保羅．詹森（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一書幾次再版；陳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與王曉明、張汝倫、朱學勤等人共同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在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外，正是陳老師對薩伊德（Edward W.Said）的《知識份子論》的介紹和推重，促使我寫了《世俗批評家和流亡知識份子——愛德華．薩伊德的知識份子觀》一文，該文最初發表於《四川外語學院學報》，後被《人大複印資料•文藝理論》轉載。正是由於在知識份子問題上所受的薰陶，以及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使我欣然接受了江蘇人民出版社向我推薦的翻譯此書的工作。對於高等院校的教師，知識份子問題是一個永恆的問題，而對當代學者來說，本書所討論的正是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面臨的迫切問題。在這個時代，就如富里迪所說的，一場對抗庸人的文化戰爭早就該開始了。

最後我要借此機會感謝我的父親和母親。接受本書翻譯任務的時候，恰好兒子剛剛墜地不久，如果沒有二老的全力相助，我可能根本無法完成這個工作。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林載爵】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當代文化菁英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的結果，助長了相對主義的論調，亂象於焉而生……

【2006-05-26/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林載爵】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英國社會學家傅瑞迪（Frank Furedi）所寫的這本書的書名套用了1961年美國民歌作曲家席格（Pete Seeger）所寫的歌名〈花兒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讀來特別有「花果飄零」之感。他們不是都還在課堂上教書嗎？他們不是都還在撰寫文章嗎？可是他們都到哪裡去了？這正是傅瑞迪對當前知識分子狀況的批判，不只針對英國，也適用於全球。

定義知識分子的原則不是他們做什麼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他們經常被描繪為文化與知識價值的衛士，一群永遠的批評者和異議者。他們是從來不滿意現狀的人，質疑流俗，對權威存在著廣泛的懷疑，他們必須與當權者保持距離，在沒有利益瓜葛的清明心境中，發表清議，縱論時勢。從啟蒙運動以來，具備這些形象的知識分子，一直有著令人敬畏的影響力，如今，一切已經改變。

傳統知識分子的英雄形象讓位給了一個更務實、更講求實效的人，他們的工作不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種角色的貶值與當代對待知識的態度密切相關。知識轉變為產品，能夠傳遞、分發和消費，對思想的追求不再出自高遠的目的，知識的內在價值與意義已經被剝除，越來越被視為技術性操作的產物，而不是智慧的成果。而由知識經濟的商人沿街叫賣的知識，更是知識的徹底世俗化。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但其結果是要求大學適應學生，降低要求，社會不斷提倡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然而知識只是不斷用來回收與再利用，這就是工具主義的勝利，從而導致弱智化，知識分子的工作變得平庸甚至媚俗。過去，知識分子相信教育和文化的民主化與維持標準是可以並存的，然而這些年來，這種信念遭受到了重大的挫折，對標準的懷疑代表了知識分子的讓步。

與此同時，知識分子也被體制化了，國家掌握了學術利器與資源，在滿足要求與承接各種資助、獎勵之外，已行無餘力於思考。學術生活的制度化和職業化是對知識分子生命力的重創。整體結構也產生了巨大變化，如今學政商三者之間相互盤結，知識分子也變成了特定群體或特定身分的代言人，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自己的立場與利益，知識分子自覺地不再充當普遍真理的代表，充其量，以多元主義作為外衣，號召大家彼此包容。當代文化菁英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的結果，助長了相對主義的論調，亂象於焉而生，知識分子也就在亂象當中消失了他的面貌，下一步，離欠缺文化修養，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庸俗之人（philistine）不遠了。

【2006/05/26 聯合報】

當前教育與知識分子

「閱讀會變成一種難題，正是影響著整個社會態度下的產物。讀書不再被視為每日文化和學術生活中的基礎。每年，我教授的大學生都會抱怨我不合理地逼迫他們評論一整本書。有天，其中一個學生更問我，他是否可以只評論學刊中的一篇文章或一個章節就好。我作夢也沒想到，有天我必須與我的學生辯護讀書的必要性。但我也不敢再理所當然地視閱讀為「學生經驗」的一部分。當然，學生不再視書籍為必要的享受並非他們的錯。在校內，閱讀被視為一種技能，在國民教育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中，重點也放在訓練閱讀技巧而非文學欣賞上。當他們來到大學時，許多人已對文學的世界感到陌生不已。」

——法蘭克 . 富里迪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