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譯者序:知識份子都到哪里去了？ 【戴從容】

如今，真理、知識和道德價值越來越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的，而是代表著持有者的立場；知識份子也自覺地不再充當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體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不分軒輊；博物館和美術館走入社區，展出早已被公眾認可或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圖書館裡增設咖啡廳，努力使自己變成休閒場所。學校越來越追求滿足學生的需要，大學教師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變學生；教師降低姿態，自稱也在學習，同時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勵學生的觀點與努力。不同觀點的討論等同於人身攻擊；學術自由變成了對教學成果的量化審查；生活的經驗被與學習而得的知識等量齊觀。現代大學不是驕傲地遠離商業世界，而是忙著為新發明頒發特許證，或者成為高科技公司的培育搖籃。富里迪（Frank Furedi）在這裡描繪地這些現象，雖然是英美發達國家學術和文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國同樣存在，或者已經露出端倪。

這些都是正常的嗎？還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是大眾化時代的壓力越來越大，還是知識份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場？事實上，在不少官員眼中，這是文化向社會和民眾邁出的積極的一步；在不少知識份子看來，這是學術走下神壇、走出象牙塔的積極舉措。在《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對抗21世紀的庸人主義》一書中，富里迪系統性地概括了我們時代的這一平民主義的社會改造潮流，將其主要內容概括為「聯繫現實」（relevance）和「向公眾開放」（access），並指出它們深刻地影響和決定著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決定著文化機構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單從字面上看，「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部分，無可挑剔，但是富里迪指出，一旦像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這樣的價值獲得了根本的重要性，也就成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這樣，一個學說、一齣歌劇或者一齣莎士比亞戲劇的價值，都取決於它是否聯繫現實和向公眾開放。從這樣的角度來對待文化，有兩個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體操作時，文化精英往往把公眾當作理解力低下、感情脆弱的兒童，為了迎合這樣的公眾，文化精英屈尊俯就地降低難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學術的水準。二是文化和學術變成了實現民主化過程的工具，而工具主義的問題在於，假如我們不能因學術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視它們，衡量的標準就變得可以討價還價了。沒有了內在的標準，也就無法再區分出高下，更無法評判和讚頌優秀者，結果是助長了對真理和知識的相對主義態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樹，實質是水準的不斷下降。

富里迪把這種情形稱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強大的力量推動的，這些力量把知識和文化僅僅當作實現更大、更高目標的手段。在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價地宣導包容政治的公共政策也起了關鍵作用。不過，富里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這個政策的政治家，因為在他看來，從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機構，總會試圖控制和利用文化資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大行其道的，是藝術和教育界從內心接受了媚俗文化。學者和藝術家一反傳統所持批判社會的立場，反而對庸人主義社會改造工程樂觀順從。從這一點說，歸根結底，還是知識份子本身出了問題。

對知識份子喪失精神的呼籲，以及對知識份子職業化和技術化、放棄其社會職能的批判，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但是過去還沒有人如此系統和深刻地將文化精英的潰退與當代學術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聯繫在一起。人們往往傾向於把學術上的失範、當今學術界的不良現象歸咎於對學術工作的量化考核，卻沒有看到正是知識份子自願充當著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話說，「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積極地從內心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過不情願地服從機構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種輕鬆的生活。」

對於今天的青年學者來說，學術上的違規有時不僅是個人自覺的墮落，也不僅是在考核壓力下無奈的取巧，事實上是對學術規範的無知，因為現在越來越沒有人告訴學生，學術規範是什麼。就像富里迪在書中所描述的，以向公眾開放為原則，教育重視的是進入校園的人數，這使得嚴格的規則、教育和訓練被流水線加工式的學分掙取和文憑頒發所取代，最終的受害者，正是作為開放和包容運動對象的學生與大眾。因此難怪富里迪呼籲，現在到了為公眾的心靈和頭腦發動一場思想之戰的時候了。

1948年，弗蘭克•富里迪出生於匈牙利，1956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在70年代後移居英國，是英國肯特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曾用弗蘭克．理查茲這個名字成立了大不列顛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並任該黨主席。該黨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和自由派的反中央集權立場。該黨在80年代出版了報紙《下一步》，90年代又出版了雜誌《活著的馬克思主義》，此外還有網站「棄置新聞網」（spiked online）和「思想學會」（Institute of Ideas）等機構。富里迪至今依然是「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中的領軍人物。

富里迪的學術研究主要是關於帝國主義問題和發展問題，著作有《神秘的過去，難測的未來》（1991）、《帝國主義的新意識形態》（1994）、《殖民戰爭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政治》（1994）、《人口與發展》（1997）、《無聲的戰爭：帝國主義與變化的種族觀》(1998) 。除了學術研究外，富里迪也常被媒體稱為社會問題專家，探討社會如何被危機感所困擾，在這方面他著有《恐懼的文化》（1997）、《疑神疑鬼做家長：為什麼不信專家意見對孩子才最好》（ 2001）和《心理治療文化》（2003）。

知識份子問題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在我的學習生涯中，我的兩位導師——南京大學的楊正潤教授和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都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關注。楊老師翻譯的保羅．詹森（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一書幾次再版；陳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與王曉明、張汝倫、朱學勤等人共同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在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外，正是陳老師對薩伊德（Edward W.Said）的《知識份子論》的介紹和推重，促使我寫了《世俗批評家和流亡知識份子——愛德華．薩伊德的知識份子觀》一文，該文最初發表於《四川外語學院學報》，後被《人大複印資料•文藝理論》轉載。正是由於在知識份子問題上所受的薰陶，以及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使我欣然接受了江蘇人民出版社向我推薦的翻譯此書的工作。對於高等院校的教師，知識份子問題是一個永恆的問題，而對當代學者來說，本書所討論的正是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面臨的迫切問題。在這個時代，就如富里迪所說的，一場對抗庸人的文化戰爭早就該開始了。

最後我要借此機會感謝我的父親和母親。接受本書翻譯任務的時候，恰好兒子剛剛墜地不久，如果沒有二老的全力相助，我可能根本無法完成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