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出版）入圍讀書人十大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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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出版）
獲中國時報讀書人版推薦2006年年度十大好書翻譯類入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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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就是力量？(李明璁 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20061203)

《開券周報》

姿勢就是力量？
李明璁（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20061203)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ntellectuals Gone?、作者：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譯者：戴從容、王晶、出版：聯經出版公司、定價：240元、類別：文化

劍橋三一學院的教堂大廳有幾座石雕，最引人駐足的莫過於昂揚挺立的牛頓，人們總仰角凝視這「偉大知識的象徵」。與此對照，僅相隔幾步，低調坐著、托腮仰頭不知在想什麼的另一尊塑像，則乏人問津。他是說過「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千古名言的培根。遊客關注的反差總讓我覺得有點諷刺：一種高不可親的菁英「姿勢」（而不只知識本身），難道擁有更多力量？

「姿勢就是力量」，當時只覺得是個諧音冷笑話，沒想到如今讀完富里迪這本頗受爭議的新書《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腦海竟又浮現這個句子。我不得不坦承：對於像「知識分子到底為何、或該如何」這類命題，此刻還真感到一種論述的徒然。所有的爭議與其說是聚焦在知識分子的「知識」二字，不如說，關於「知識分子」的愛恨交織，其實經常針對著它的兩種化身：「姿勢」分子（由知識衍生出的各種姿勢），以及，「滋事」分子（這些人到底滋了什麼事）。

富里迪認為，無論是右派極力鼓吹的「知識經濟」，或是左派所推廣的普羅教育，都是當代知識分子角色貶值的徵兆。知識分子不斷改變其「姿勢」，從神聖經院跨足到世俗日常，彷彿由挺立刻意轉換成蹲踞。據此，知識分子雖不復高高在上而受人景仰，卻為自己換得了「普受信賴的專家」、「學術文化的轉譯」，或「公眾運動的代言」等新角色。露骨一點說，變成了附議甚至實踐各類媚俗文化的「滋事分子」。

對作者而言，這無疑是與魔鬼的交易，導致了他所憂心的「平庸的崇拜」、「啟蒙傳統的喪失」、「對瑣碎而工具化的偽知識追求」，乃至催生了「弱智化與幼兒化的大眾社會」。據此，他也尖銳質疑社會人文領域中許多已然「政治正確化（或可說左傾化）」的價值判斷，諸如多元文化、相對主義、普羅需求、公共參與，等等。無怪乎當代英國最頂尖的文化理論家之一伊格頓，語帶微妙地評論此書是「勇敢的介入，不介意會被誤以為是另一個右翼的悲歎。」

儘管這番正面評語頗具「反思邀請」之味（該篇書評刊登在知名左翼雜誌《New Statesman》，而伊格頓本人也被視為左派評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可惜的是，本書火力四射的批判，終究未能導引出一條知識分子該如何重新定向的道路。作者反覆詰問：「知識分子到哪去了」（或者：「他們的知識和姿勢都擺錯位置了」），卻無法正面回應：知識分子要擺脫生產庸俗事物的「滋事」分子，難道只有重返如牛頓雕像般、高等菁英／「姿勢」分子的想像嗎？

我們還能怎麼辦？ 【聯合報／楊照】

我們還能怎麼辦？
【聯合報／楊照】

2006.11.30 08:28 am

對思想家角色的
認真在意，是我們這一代
愛讀書的人共有過的症狀

那是在桃園龍潭，老友張大春的舊家，閒談中，大春突發感慨：「唉！看來是沒有機會作思想家了。」

我從來沒想到會自大春口中聽見這樣的話，因為認識這麼多年，我從來不曉得，從來不曾感受到，他原來立過志願要作個思想家。不同的人，對他有不同的印象、不同的描述，不過我想大概也沒幾個人會自然地用「思想家」的角色、身分來聯想大春啊！

他那句話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一個理由：年少時，我也曾暗暗嚮往作個思想家，年歲漸長，也曾暗暗對於生命意趣與思想家越離越遠，而無奈感慨。

年少時，「思想家」是遙遠而崇高的夢想。喜愛文學，我可以立刻下筆寫文學作品。受歷史與史學吸引，我可以馬上著手自己的歷史題目研究。思想、思想家卻不然。不只需要長期的準備，而且還要找到迂迴的實踐道路，思想必須透過某種媒介來演繹來表達，你不能就是「作思想」或「寫思想」。於是不管寫的是小說或哲學或思想史研究，終究指向建立一套思想，指向成就一個思想家。

原本老友在這點心情上，和我類近。再進一步觀察，我發現，對思想、思想家角色的認真在意，似乎是我們這一代愛讀書的人，共同有過的症狀。思考、思想，認真看待，用力思考來完成某種人類貢獻，似乎是我們一代人的人文讀書身分證明。

這個社會對如何看到、
感受到更豐富的世界，
失去了興趣

然而「思想」、「思想家」到底是什麼？我的理解是：創造、發明一些理解、描述世界的語言和概念，讓人家能夠從世界現象裡，看到、感受到原本看不到、感受不到，甚至是原本不存在的東西。這是思想家的工作。

思想家並沒有真正給這個世界增添什麼。這是他和藝術家不同的地方。他真正的目的，是創造新的看事情、解釋事情的方式，透過他創造發明的思想，於是別人看到、感受到的世界，變得異常豐富。

少年時代，我們都對神奇的「思想可能性」充滿好奇、躍躍欲試。然而為什麼一、二十年過去，周遭這麼多曾經抱持同樣熱情、同樣理想的朋友，卻從「思想」的領域中、「思想家候選人」的陣線上，一一退卻？

最重要的理由，應該在：這個社會對如何看到、感受到更豐富的世界，失去了興趣。在封閉、貧乏的年代，沒那麼多五光十色的現象，所以必須去探索有限現象背後更多的意義靈光；然而今天卻是：過多過飽足的現象，讓人沒有餘裕、更沒有胃口去深究現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現象背後的意義。

現象以其快速炫目的變化，壓在空洞的意義上，進而讓人忘卻了意義層次的存在，以為現象，現象所占據的時空，就是一切。現象的浮動變化，製造了一種迫切感的假想：啊，那麼多那麼亂的變化不時發生，接收捕捉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想別的？

虛假的迫切感，循環地搞出了更多五花八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變化，現象與變化占據了我們所有感官，於是一項事實就在我們眼前消逝了──那就是這些現象其實一直在重複反覆出現，了無新意，更沒有真正替這個世界增加什麼新的經驗。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
「迫切的思想」

越是投身在如此現象變化追逐中，我們的經驗能力越薄弱、越匱乏。真正的困頓、疲乏，其實是「無聊」所造成的。被太多太多老是同樣的東西搞得無聊不堪，再也燃不起熱情活力來，當然覺得疲憊不堪。

然而，面對這些「無聊」而來的疲憊，流行的藥方竟然是「放空」、「慢活」。我們已經太無聊了，卻還要我們乾脆去發呆，這算哪門子答案？

無聊，只能用豐富來對話。豐富，就只能從找到不同的、新鮮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去培養。迫切的時代裡，反而正是被視為沒有迫切需求的「思想」，找出世界新關聯新意義的工作，才能將人自無聊憊懶中拉拔出來。

錯亂錯置的迫切感。最迫切需要思想的無聊深淵中，人們卻主張生活太迫切了，所以沒辦法等待思想。越沒有思想，當然就越找不出自無聊深淵中爬出的途徑了。

我們迫切需要思想，而且需要一種「迫切的思想」。可以說服陷在錯置錯亂狀況下的人，讓他們知道：思想並不緩慢、思想並不迂遠，那樣的思想。

革命行動之前，幾乎都先有一段「小冊子」瘋狂活躍的時期

法國大革命以降，社會劇烈翻掀的革命情境，向來都是孕育、傳播「迫切思想」的大好環境。法國革命、中國革命、俄國共產革命，在行動登場之前，幾乎都先有一段「小冊子」瘋狂活躍的時期。

「小冊子」不是由書冊大小厚薄決定的，「小冊子」是一種思想文類的名稱。在激動的困境條件下，人們迫切需要思想來解釋存在上的戲劇性變化，其思想要求，超過報紙雜誌所能提供，然而其迫切感又和書籍的穩定沉著格格不入，於是有了「小冊子」。

「小冊子」提供困境徬徨中的人們，迫切的思想。「小冊子」給的不是答案，而是提示。「小冊子」講究的，不是完善邏輯不是美麗辭藻，而是精彩突出的思想煽動。引誘煽動人家用全新不同的眼光看待周遭正在發生、進行中的存在搖晃。

陳傳興用「小冊子」的精神與筆法，
寫出《道德不能罷免》

最需要「迫切思想」的台灣，存在意義劇烈搖晃的2006年，我們卻看不到類似「小冊子」的論述風潮。這毋寧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幾個月前，另一位老友，也對思想抱持高度認真執著態度的陳傳興，用「小冊子」的精神與筆法，違背自己慣常的寫作步調，花十天工夫趕寫出《道德不能罷免》，難得提供了政治貪腐亂流中，一份「迫切的思想」。

閱讀陳傳興的書，強烈激發了我自己的「思想衝動」。一邊反芻處理日復一日湧現的新聞話題，一邊沉澱思索《道德不能罷免》書中試圖要尋找的「徹底性」（radicality），我寫下了一連串的問答紀錄。既是自問自答，也是我向台灣社會叩問，當然更有面對不容逃避的社會提問，我莽撞的回答。

最根本的問題源自：一個追求民主、致力建構民主的政黨，為何、如何朝威權化、自我中心化墮落？墮落的拉力，那誘惑是什麼？墮落的推力，那對民主的輕蔑不屑，又是哪裡來的呢？

我不想，也不能簡單地從政黨對抗、角力，勝負輸贏的角度，理解台灣政治。我不想、也不能從金錢權力陰謀共犯的假設，掌握那麼龐大的貪腐與反貪腐價值拉鋸。我不想、也不能從好人壞人的舞台判斷，處理這錯綜複雜力量對峙而成的僵局。

必須另尋理路。僵局是現實，但我們要有能力克服困難，找到新語言新概念來描述僵局，這樣我們的語言、概念才不至於被感染、硬化成為僵局的一部分。而且換了不同描述，我們才來到離開僵局的起點，能夠問：「情況已經如此，我們還能怎麼辦？」

我在三個方向，看到了黑洞、絞扭時空裡的一點光線

在《困境台灣》中，我先試圖用「主體性陷阱」來溯源形容台灣政治現實的窘困；接著我必須理解民進黨，一個二十歲的政黨，如何在歷史條件捉弄下，跳過了青少年期，直接從童年進入成年期，使得藏在岸然的權力面貌後頭，那精神性的「惡童」行徑，無從安排。

接著，我從「虛無主義」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進一步檢視困境中的總統。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原則的人，如何一步步將自己逼進出不來的角落裡，並激怒了大部分的人，而在無從辯護自己行為時，轉而以到處指責別人，作為自我防衛機制。

總統與民進黨在困境中，國民黨也沒好到哪裡。民進黨的墮落，非但沒有製造國民黨提升的機會，反而像琥珀般將國民黨一併凝結進化石裡。國民黨盲目相信自己可以讓時鐘撥回2000年之前，因而落進了一種奇特恍惚的反歷史蟲洞空間裡。

那我們還能怎麼辦？我在三個方向，看到了黑洞、絞扭時空裡的一點光線。一是「七一五」行動，那群被嘲譏為沒有行動力的「綠色學者」，其實他們代表了台灣曾有過「努力思考」（think hard）一代的結晶，不該被如此輕蔑帶過。還有「倒扁紅潮」中，浮現上來的女性參與，象徵一個完全不同於民進黨熟悉操弄的政治之外，權力意識的場域。這個場域的力量，正準備以其改造台灣其他空間──商場、餐廳、辦公室……──的模式，衝動台灣政治。

當然，最值得期待的，畢竟是徹底回到原點，由民主起點上進行「基進思考」（radical thinking）的「人民主權」路線。這是一條最迫切卻又同時最迂遠、弔詭的「台灣之路」。這也是一條最普遍又最特殊、弔詭的「民主之路」。這還是一條既歷史又未來，弔詭的「命運之路」。

思索我們還能怎麼辦，就是思索藏在諸多矛盾中，似非而是的命運可能性。

【2006/11/30 聯合報】

這是庸俗化的時代！

這是庸俗化的時代，

相對主義至上，

不再相信普遍真理，

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徹底貶值。

作者問「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用他對此危機的迫切焦慮，

闡述了知識分子該扮演的角色。

工具主義折損知識思考 社會改造與市場經濟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書摘

消費主義潮流與包容工程的結合，助長了一股持續影響文化和教育機構的強大力量。消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使社會改造工程獲得了合法性。消費者的選擇和個人參與，融入到民粹主義風氣中，並把文化和教育分解成簡易點心般的營養消費品，才得以一勺一勺地餵食給老百姓。

雖然文化市場化的宣導者對由政府領導的社會改造政策感到質疑，但是他們也把文化和學術自由的削弱，視為一種積極的進步。從他們的立場來看，文化機構被市場同化，帶來了文藝和學術的復興。像包容工程的提議者一樣，文化市場化的宣導者拒絕認為我們正經歷庸人主義的時代。他們聲稱社會不是變得弱智，而是變得聰明。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他的《商業文化贊》（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一書中有力地辯論，聲稱自由市場機制在提高文化成就方面成效卓越。他提出，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美國正經歷著文化復興，能提供一次「成功和紛繁多樣的文化產品的大檢閱。」

像柯文這樣的市場提倡者，指出美國文化生活在數量上的增加來支持其論點的。他的一個支持者提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歷了可以被恰當地稱為『文化繁榮』的景況：藝術、音樂、文學、影像和其他形式的創造性表達大量增加。」文化商品消費的增加與蒸蒸日上的繁榮相關，這也被視為當代文化興盛的證明。無疑的，文化消費已成為當代社會中充滿活力的特色——然而，有關文化消費日益增加的證據，卻無法告訴我們消費的東西品質如何。這種聚焦於消費的做法，把大眾對娛樂消遣的渴望與思想和藝術的發展混淆。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所說的，在1960年代，我們擁有的不是大眾文化，「而是從這個世界的文化產品中得到滋養的大眾娛樂。」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知識分子 維基百科 定義 你同意嗎？

轉載自 維基百科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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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是指運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測、質疑以及回答有關各種不同思想問題的人士。

一般說來，現代關於知識分子有三種定義。第一種定義是指以從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職業為主的人士；第二種定義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是指從事教學、律師、新聞等職業的人員，這種定義在中國大陸比較流行；第三種定義指文化知識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藝術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獲得某種話語權，從而能夠以這種話語權影響公眾和其它事物的人士。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年在中國大陸推出的一個概念，其標準為：

* 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 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iterati" redirects here. For the Yahoo! game, see Literati (game).

An intellectual is a person who uses his or her intellect to work, study, reflect, speculate on, or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deas.

There are, broadly, three modern definitions at work in discussions about intellectuals. Firstly, 'intellectuals' as those deeply involved in ideas, books, the life of the mind. Secondly, and here largely arising from Marxism, 'intellectuals' as that recognizable occupational class consisting of lecturers, teacher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suchlike. Thirdly, cultural "intellectuals" are those of notable expertise in culture and the arts, expertise which allows them some cultural authority, and who then use that authority to speak in public on other matters.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作者：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書摘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聯經）書摘
佛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身為知識分子意味著某種社會參與。人很難既為思想而活，又不試圖去影響社會。這意味著不僅參與創造性的思想活動，也擔負起社會責任，選擇政治的立場。但不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有參與社會的意志，但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社群總被政治所吸引。雷吉斯．德佈雷（Regis Debray）在對法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中稱，知識分子不是根據其教育程度來定義的，而是根據其「對民眾的影響。」德佈雷把這一取向形容為多少具政治意涵的為道德作為，卻不必然是政黨政治，而準備為公眾的心靈和思想而戰。

知識分子一詞的定義不勝枚舉。他們有時被描繪為文化標準的守衛、永遠的批評者、異議者和社會的良心。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不滿意現狀的人。」但他也明白，理解知識分子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其放到思想領域中理解。許多觀察家相信，知識分子最顯著的特徵，是他們處理當今更遠大問題的能力。鮑曼提出，「『成為知識分子』的主要意義，是超越對其職業或藝術流派的偏愛，關注全球性的真理、判斷和時代性的議題。」在薩伊德看來，知識分子通過代表支持者或更廣泛民眾的立場，來扮演他們的角色。「我的觀點是，知識分子具表現的能力，不論是演說、寫作、教育，還是在電視上露面。」 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提供一個簡單有用的知識分子的定義。他說知識分子是「那些創造、傳播和運用『文化』的人，而文化正是人類象徵性的法則，包括藝術、科學和宗教。」不管我們喜歡何種定義，知識分子與追尋思想和真理關係密切。

當然，知識分子並不擁有相同的哲學和政治觀點。他們為不同的觀點而活，但是儘管存在著差異，而這些差異有時又尖酸而不切實際，但知識分子在影響世界這點有志一同，特別是他們都希望成為他們所認為真理的批判性聲音。美國權威社會評論家懷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說「首先，知識分子的政治是『真理的政治。』他認為通過追求真理，知識分子會使當權者承擔起責任。「無論知識分子成為什麼，他無疑屬於那些會提出嚴肅問題的團體，如果他是個政治知識分子，他會對那些掌權者提出質疑。」

上述對知識分子的描述，無疑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理想化。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多數知識分子並不是專職的真理鬥士。像其他任何人一樣，知識分子常在壓力下妥協退縮，並順從當時盛行的文化風氣。有時，他們會出賣自己的意志自由，以換取舒適的生活，有時，他們的理想主義僅是對個人利益追求的掩護。但是，無論知識分子個體發展的軌跡和特性如何，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在質疑傳統、促使社會在有助人類進步的理想和價值更加敏銳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今天，這個批判性地對待思想的職責，常與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相連。把「傳統」用做限定詞的事實，表明了這種人的存在已受到懷疑。正如「真理」常意味著缺乏權威一般，那些聲稱追求真理的人也被貶斥為過時脫節的人。這也解釋了「傳統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角色與當今時代間的關係不斷遭質疑的原因。甚至連支持知識分子行使權威的評論者，也相信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已逐漸削弱。」這個問題的敏銳評論者卡瑟琳．弗瑞德忠斯多迪（Katrin Fridjonsdottir）說：「也許我們需重估傳統知識分子類型的含義和重要性，以及分析其持續改變環境。」那麼，到底是什麼使當代社會對所謂傳統知識分子的承續如此不友善呢？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轉載) 說實話美德的衰落 【聯合報／張作錦】

陳水扁、行政部門和民進黨所說的謊話，除了沒有把台灣帶進立即的戰爭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布希政府嚴重得多，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受到粉飾與寬縱，其中又以知識分子為甚。

說實話美德的衰落
‧張作錦 2006/11/16
李遠哲這些人遲來的「實話」，代價是國家的損害和人民的痛苦。
【聯合報／張作錦】

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州長席次也有增加。大家都說這是選民對共和黨布希政府的懲罰──懲罰它在伊拉克戰爭上對人民說謊。

指控布希政府欺瞞的書已出了不少，其中一本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蘭克‧瑞奇（Frank Rich）寫的《最大的謊言》（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副題有「說實話美德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這樣的字眼。

對照著看台灣，陳水扁、行政部門和民進黨所說的謊話，除了沒有把台灣帶進立即的戰爭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布希政府嚴重得多，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受到粉飾與寬縱，其中又以知識分子為甚。

近代討論知識分子的書，以不久前去世之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最受人注意。他在書中強調知識分子的本質應是一種反對的精神；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向權威發言，為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而奮鬥。

台灣在貪腐嚴重、政局騷亂、民生困苦的困境中掙扎，知識分子或默爾而息，或王顧左右，或言不由衷，連李遠哲這樣把陳水扁抬上總統寶座的學界領袖，不久前在立法院被問到他的觀感時，僅輕描淡寫的說「大家都應檢討」。不知受害的百姓有什麼責任要和「國師」李先生一起檢討？

2000年舉薦陳水扁，我們或可說李遠哲識人不明，但是當陳水扁主政四年，使台灣不斷「向下沉淪」時，李先生還稱頌、支持陳水扁，就令人不能理解。

2004年5月13日，李遠哲到馬來西亞演講，中央社自吉隆坡報導他評論國內政局，有兩項重點：一、台灣的亂象，是媒體「炒作出來的」，媒體「為譁眾取寵而渲染事實，結果真相反而受隱蔽不為人所知」。二、「政治革新，必須要由更大魄力與特出性格的政治人物來擔當」，他認為「陳水扁的耿直態度與敢拚及硬拚的精神，更是必備的特質」。

陳水扁不僅沒有「政治革新」，反因家族與近臣涉嫌貪污被檢察官起訴，社會多認阿扁已不能繼續領導國家，應主動辭職，但陳水扁正展現他「敢拚與硬拚的精神」，與法理和民意對抗。這種情況，已有學者零星發言，有民進黨立委聲言失望而辭職，李遠哲終於在日前發表公開信，呼籲陳水扁「慎重考慮去留的問題」。李先生信中兩度使用「我摯愛的台灣」，情辭懇切，讀來教人動容。

對李先生的信，雖然有人說他旨在最後時刻挽回個人的道德形象，但社會還是給予正面評價，只是覺得說得太晚了。這些話如果六年中隨時「提醒」陳水扁總統，黨籍立委也能「犯顏直諫」，使陳總統不致走得這麼偏，這麼遠，台灣怎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所以李遠哲先生這些人此刻的「實話」，是以六年來國家的損害和百姓的痛苦為代價的。

媒體的表現容有不足之處，也應察納雅言，自我策勉，但他們絕非手握國家機器的政客，如何僅憑「炒作」就能弄出「台灣的亂象」來？事實上，這些貪腐弊案，如果不是媒體鍥而不捨的揭露，真相必然繼續「受隱蔽不為人所知」。新聞界用行動對「我摯愛的台灣」表達了他們的真情；作為廣義的知識分子，他們也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這篇小文寫到此處，忽聞台北市長馬英九報銷特支費也有「行政瑕疵」。馬英九為政向以清廉嚴謹著稱，足見維持任何一項美德均非易事。說實話的美德亟待救亡圖存。

【2006/11/16 聯合報】


2006年11月出版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聯經） Frank Furedi 著 戴從容、王晶 譯

(轉載) 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 -- 許寶強

為何知識型經濟那麼反智 -- 許寶強


香港明報 許寶強　2006-01-16



統計處最近發表了《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本地傳媒抽取當中一些「有趣統計」，例如港人擁有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使用互聯網服務數字；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口百分比；本地獲批專利數目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價值等。從這些統計分類，可以看到在政府和傳媒眼中，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大抵是指生產、購買和使用科技產物、正規學歷和專利權。這與一般理解的知識---學科知識：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科學、哲學等；或各類社會文化思潮：左翼 Vs右翼、綠色哲學、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等；或各種理解問題的方法：邏輯推理、經驗歸納、感性認知；以至探究真理的程序：公開爭論、批判否定、反復驗證等---大不相同。這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那麼強調「知識型經濟」的香港，仍然吊詭地充滿各種反智現象。

如果「知識型」經濟中的「知識」僅僅是科技物、專利權和正規學歷，那麼港人對上述的學科知識、思潮、求知方法和程序不感興趣，並不令人驚訝。大量使用流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反映的恐怕不是港人對知識的渴求，而更多是用於娛樂、商業、工作和與親朋交往；獲得專利權反映的，也許是求財的決心和手段，而非探求知識的動力；正規教育的投資增加和市民學歷提高，反映的也不是學生愈來愈熱愛知識，而是被動地回應家長、僱主和教師的要求。

事實上，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最近發表的調查指出，受訪1200位小四至小六學生感到最不快樂的首五個原因，依次是學業成績欠佳、測驗考試、功課多、與同學吵架、被老師責罵，這些都是在學校的正規教育中出現的。在這種令學生不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出現早前教院的一項研究指出的「愈高班的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愈低」，自然理所當然，也印證了高學歷並不等於愛智。

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

此外，法住文化中心去年6至7月訪問了1000多名中二至中七學生，發現最多學生喜愛的教師是要「關心學生」(78%)、「靈活有效的教學方式」和「風趣幽默」(51%)，而學識豐富只排第六(37%)，在通訊和電腦科技主要用於交往和娛樂的社會脈絡下，這樣的調查結果也不會在意料之外。

儘管還未有機構或個人製作一本「香港反智統計透視」，但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現象窺見「知識型」經濟如何反智。

曾受傳媒訪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不少記者在採訪前並沒有對有關課題作仔細研究，而恐怕在訪問後也不會有興趣繼續鑽研深化該議題，世貿也許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明報》有關韓農的追蹤採訪是少見的特例)。

此外，報章經常帶點嘩眾的起題，例如「灣仔淪陷」、「傳狂購防毒罩偷竊警衛制服，世貿示威殺機四伏」、「韓戰爆發，警民肉搏」等，也反映了編輯所關心的恐怕是報道的娛樂戲劇性和其鼓吹的政治立場或 價值觀( 甚至 偏見)，而非準確的事實和反覆驗證等尊重知識的專業守則。淺顯易消化但不一定準確的標題，建基的也是一種對讀者知識水平沒有什麼要求的態度，甚或是「讀者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假設。

負責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機構，往往也不太尊重知識。決定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的香港中、小學課程發展，經常不會以對學生、教師和社會狀仔細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作為設計的基礎，也鮮會借助堅實的評核研究來改進課程的效果。制定課程的諮詢過程也不鼓勵思想學理的爭論，蒐集意見的問卷不僅常帶引導性，發放回收的方法 (例如利用諮詢大會完結後極有限的時間完成)也難以令受訪者深思熟慮。學校方面，學生主動閱讀、討論學術思潮和社會問題自然不多，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也容易去知識化(deintellectualized)---不再關心工作以外的智性活動，不再為思想而活，也失去關心真理、終極價值和正義等知識分子的興趣。

香港並非唯一反智的「知識型經濟」，富裏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就談及英美兩地的類似狀。

富裏迪指出，儘管博物館、持續進修、文化藝術中心和新書出版數量等不斷增加，但在執世界科技和教育服務牛耳的英美兩地的教育和文化界中，卻愈來愈充拆庸人(Philistine)精神和反智氣氛，「知識」成為了膚淺、容易消化、可以分拆出售和消費的東西。

最能體現社會「弱智化」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具體的表現是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興趣、想像、工作只局限在其工作機構有關的事情之內，並不會或不願處理範圍更廣的在地(local)和全球(global)問題，也不會「在精神上與日常事務的慣例和壓力保持距離」。

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Vintage,1994)所說，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不僅令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批能力受損，更同時強化了將知識純粹看作為達成其他實用目標的工具的態度。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

富裏迪認為，造成「知識型經濟」反智的原因，主要並非源自市場化的影響，而是歸因於公共政策的包容改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就是指公共機構不斷降低對知識水平的要求，以「遷就」或包容民眾參與。他以英美的選舉為例，指出政治辯論的水平不斷下降，競選成了膚淺的公關宣傳，或純技術性的觀點(technical opinion)，缺乏思想政見的認真交鋒，結果不僅令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更造成了民眾的冷漠。但政治政客和官員卻把這些疏離和冷漠理解為民眾的政治水平不高(甚至是「民智未開」)，推導出的解決方法是進一步降低對民眾參政的要求(例如設計出令選民更容易投票的方式)，而非提升政客和官員的思想政見水平，結果自然是加劇了社會弱智化的傾向。

要解決這問題，富裏迪認為必須改變僅把知識看作成工具的態度，告別那種認為民主參與和高質素的知識標準是不相容的錯誤觀點，批判政客/官員、傳媒編輯、教師繼續「餵給大眾容易消化的知識和文化的家長式做法」，為民眾提供社會所能給出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

號稱「知識型經濟」的香港，除了由娛樂和商業主導的科技生產和消費、由考試成績堆砌起來的學歷以外，我們的社會所能提供最高水平的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些什麼？

香港明報 許寶強
2006-01-16